被抛弃的汽车人:在最好的年纪无事可做特写

  “时代抛弃你的时候,不会和你打一声招呼。”互联网时代最火的一句台词,如今用在汽车行业身上再恰当不过。曾经被誉为“国民女婿”职业的传统汽车研发工程师,在汽车智电化变革浪潮下已步履维艰。

  “一片迷茫”,在谈及自己事业时,28岁的汽车研发工程师徐海东(化名)只用了寥寥四字来形容。在最该洒热血拼搏的年纪,这位某三线汽车主机厂的整车事业部工程师却陷入深深的担忧,“公司业绩越来越差,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裁员倒闭。想跳槽却没有门路,基本只招更资深的工程师,或者是电动化数字化岗位,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,准备过完年再看看。”

  “过完年再看看”或许是众多汽车研发工程师的无奈心声。近日,奥迪官宣计划裁员9500人,以节省60亿欧元并新增2000个新职位投入电气化和数字化转型;而此前,在今年一汽大众的校招结果中,已不见车辆工程、发动机、机械工程等过往“吃香”的专业学生,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工程等数字化人才。

  汽车工业智电化技术革命稳步推进下,汽车人才结构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智电化与传统部件岗位一面天堂,一面地狱,而那些怀揣着造车梦投身车辆工程的青年,只能在时代变迁的折叠空间里,重新出发。

  2015年,刚刚走出校园的徐海东、陈瑜、张建斌(均为化名)加入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,成为一名车间实习生,每天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各汽车品牌销量,以及何时转正成为一名正式的汽车研发工程师。那时候,月薪四千的三个人无比笃定一条保守估计的汽车界“铁律”:3年跳槽工资可翻倍;再熬三年工资再翻倍,十年左右房车无忧。

  然而,就在2015年底,世界汽车工业发生一件里程碑式的历史转折。12月12日,《巴黎协定》在巴黎气候大会上通过,降低碳排放成为各国汽车发展主旋律,新能源汽车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而新能源趋势下,还有另一条汽车工业发展暗流悄然萌芽,这一年,奔驰、宝马等几乎所有的一线车企都发布了自动驾驶汽车的计划,2015年甚至被誉为自动驾驶汽车元年。

  电动化、智能化的趋势已初见苗头,但在徐海东、陈瑜、张建斌的念头里,电动车与自动驾驶都还只是一个极其遥远的概念。2016年初,成为汽车人后的第一个重要选择摆在了三人面前:“选择新能源,可提前转正。”然而,街头批量废弃的电动出租车时时刻刻提醒着三人,内燃机才是汽车的灵魂。后来,陈瑜进了动力总成,徐海东与张建斌进了整车事业部,都是最传统的汽车研发岗位。

  哪怕海马只是3、4线年海马倾力之作的全新MPV车型“V70”折戟终端市场;哪怕海马副总裁林明世败走吉利、新能源部部长周道辉离职;哪怕整个海马都笼罩在“收缩聚焦断舍离”的悲观氛围中,三人也依旧乐观。那条汽车人才“跳槽翻身”的理论,让他们坚信,只要积累经验,掌握汽车工程师核心技能,所有的负面压力都是暂时的。

  2017年中国SUV市场退潮后,一汽海马处境愈发不堪,随着所谓跳槽的“三年之期”临近,徐海东、陈瑜、张建斌三人开始考虑出处。然而,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,2018年风云突变,在汽车工业走向历史拐点的时刻,所有的“铁律”都如同梦幻泡影。

  这一年,中国疯长了28年的汽车市场终端销量嘎然而止,进入负增长的低迷状态。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,2018年中国汽车销量为2808万辆同比下滑2.76%。这时,就连“人才流动”也似乎突然出现诡异的静止。“不敢动、不能动、往哪动”成了汽车研发工程师跳槽之路上的三座大山。

  相较而言,徐海东是幸运的。在2018年上半年,赶在中国汽车增量市场崩塌前,徐海东加盟了另一家自主汽车品牌众泰,在自身临近“3年工作经验“之际,实现工资翻倍。

  留在海马观望等待的陈瑜、张建斌则只能望洋兴叹,深感自身在汽车历史洪流中的渺小。据陈瑜回忆,市场缩水后,主机厂基本上停止底层工程师的招聘,他曾递出六封简历,基本没有回应,只有一家零配件厂抛出橄榄枝。那一年,传统部件的招聘门槛普遍由3年提升至5年。

  相较传统汽车研发工程师的尴尬处境,选择新能源或者与智能电子息息相关的电气化工程师则惬意的多。在新能源进击终端市场、以及智能科技成为消费者评判一款新车档次最重要的元素后,相关人才地位水涨船高,不仅收入领先一截,还能相对自由的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牌。

  “有些后悔。”谈及当初毫不犹豫拒绝新能源时,张建斌表示,“但再来一次,可能还是不会改变什么,谁能料到行业变化的如此之快呢?”不经意间,互联网资本以智能电动为切口进入汽车市场,没能撬动传统制造业地位,但智能电动的理念却改变了一代汽车人的命运。

  到了2019年的尾巴,张建斌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,加盟比亚迪客车事业部。汽车圈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鄙视链,乘用车无疑是链条最顶端的存在。那个三人中最痴迷汽车的张建斌一边自嘲着拥抱“降维打击”的互联网思维,一边告别了乘用车。“我还会回来的。”张建斌笑着说,“不然我电脑里的CATIA(汽车工程师最常用的三维制图软件)也不答应啊。”

  “降维”客车前,张建斌还去过吉利面试,面试通过后被更“资深”的某工程师挤下,运气确实有些差。而当初那个“幸运”的徐海东其实也不幸运,2018年后,众泰也步了海马后尘,一路衰败,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节点,复兴的契机一直没有出现。

  “你不考虑换工作么?”面对直击内心的灵魂拷问,徐海东向时代财经表示:“想换,但不知道怎么换。今年走出去的老员工后来又回了众泰,因为跳槽后‘加量不加价’,工作量剧增,工资几近不变。”显然,当初三人坚信的“跳槽翻身”铁律,已荡然无存。

  “过完年再看看,手里有个项目快结束了,可能考虑转型产业研究或者汽车评论之类的。”有些文学爱好的陈瑜表示。“一帮人,一辈子,一件事。”入职时的口号还历历在目,但在时代赤裸裸的重压下,所谓的汽车梦,如此不堪一击。

  何去何从?徐海东、陈瑜、张建斌三人的迷惘现状绝对不是个例,一大批年轻一代的传统汽车工程师正手足无措,等待救援。而当代汽车人才结构失调背后,是产业两极分化、淘汰升级加速,以及智电化工业革命成效初显的汽车时代跃迁。

  时代抛弃你的时候,不会和你打一声招呼。但换个角度想,具备数字化技术的传统汽车研发工程师就更具竞争力?或许,对于没落的传统汽车研发工程师而言,临渊羡鱼,不如退而结网。正如何帆在《变量》里所描述的,“老兵不死,只是换上了新装,在某个没人注意的地方绝地反击。”